“品牌”这一概念，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日益成为一个系统化与综合性并重的概念。它对消费者、运营主体以及社会甚至国家都具有不同意义，不同层次的价值体现。

“品牌”不仅能够创建与用户群体的情感和联想，强化形象和归属感。还能带来持续利润的增值能力。

“品牌”也是国家经济硬实力、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项重要考量指标，是国家形象、国际对话的重要实力象征。

在现代商业环境下，最高的境界是在顾客心智中创建品牌。现代营销之父菲利普·科特勒曾说，“对营销天才的真正考验不是生产一种成功的产品，而是缔造一个成功的品牌。”被称之为现代广告教皇的大卫·奥格威也多次谈到，“任何人都可以销售产品，但只有真正的天才能够创立全球性的品牌。”对企业家来说，尽管品牌并不是任何情况下唯一的选择，却是最高的选择。

从品牌理论体系的发展历史来，早期品牌的理论研究大多基于西方经济学、传播学开展。从上世纪中期开始，西方的广告公司从品牌形象、品牌个性、品牌哲学等方面对品牌概念进行了规范性的研究。品牌理论的发展和品牌关键的发展离不开其背后的国力竞争、经济发展、社会变迁、技术进步、消费升级和传播革命。而随着时代变迁和媒体技术升级等变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品牌理论也逐渐发展起来。

在百多年的现代品牌演进路径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文化变迁、媒介技术革新、国家战略调整、商业市场环境改变等因素对品牌的清晰演进脉络。国内学者黄昇民曾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品牌的发展进行了整体且深入的研究，提出：从中国品牌发展的历史轨迹上看，中国品牌是伴随着中国经济一同成长的，四十年大国崛起，中国品牌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由计划走向市场、由政治转向经济、由国内视野转向国际视野、由重工业转向轻工业的伟大转型。生产能力、技术能力、消费能力和传播能力是品牌发展的四个关键能力。

与现代品牌演进路径相匹配的，是品牌理论和实践的思想脉络。不同时代的声音总是与不同时代的社会经济环境紧密相关。我们可以注意到很多掷地有声的品牌主题，诸如品牌识别、品牌形象、品牌定位、品牌资产等等，它们在回应三个基本问题：什么是品牌？如何品牌化？为什么追逐品牌。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语境下对这三个问题的不同答案，及其演变的过程，就构成了波澜壮阔且绚丽异常的品牌思想演进史。

纵观品牌理论的发展，从最初的品牌观念、品牌定义到品牌形象、品牌定位，品牌资产，发展到今天更注重“品牌关系”的阶段。而中国特色的品牌理论，离不开政府、媒体和消费者这三个层面的影响。

◼首先，我们研究基于中国市场的品牌理论体系，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密切相关。政府层面，基于国家基本经济制度、体制、分配方式、发展方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思考品牌建设的第一主旋律。基于中国在世界上的独特位置与禀赋优势，也是思考品牌全球化建设的关键主轴。

◼其次，媒体层面，品牌与媒介环境的发展密不可分。环视当下媒介环境，随着技术的不断升级和完善，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我们也正在进入一个万物皆媒的时代，这意味着信息传播模式和接收模式的全部场景模式都在发声改变。人与人、人与物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模式不断升级。在这样的发展视野下，也更需要品牌理论的更新和重塑。

◼第三，从消费者视角来看，品牌“关系”成为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新的营销思想核心。品牌从以交易为核心，转型以服务为核心，再转到以关系为核心。销售只能代表现在，不能决定未来。

总而言之，基于上述对于国家（Government）、媒体（Media）以及消费者（Consumer）三个维度的理解，我们可以尝试构建一个理解的框架。国家政策、国家战略、民族文化等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空间/结构，纵观全球的各个国家，中国有着独一无二的市场、文化、政治、历史等特征，在国家战略与国际竞争方面也有诸多特殊性；品牌-消费者关系的演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时间/状态；而媒介/技术是品牌连接消费者，占据心智空间，建立品牌资产的关键脉络，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都建构了一种不同的商业文明与品牌生产的“土壤”。

通过进一步的思考，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品牌发展理论体系”成为一种可能，它为中国品牌经济的发展提供科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

GMC品牌模型和国外主流的品牌关系模型不同，是基于中国情景的品牌关系研究。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品牌发展理论体系”，从学术研究和产业实践维度来说，“GMC”品牌模型即是要回应这一重大议题。